近日，經黨中央批準、國務院批復，自2018年起，將每年農歷秋分設立為“中國農民豐收節(jié)”。這個節(jié)日的設立，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審議通過，由國務院批復同意的。這是*個在國家層面專門為農民設立的節(jié)日。

　　選擇節(jié)氣 意味深長

　　“春雨驚春清谷天，夏滿芒夏暑相連，秋處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”。與世界其他民族相比，我們中國人有一種更為精細的丈量春夏秋冬的刻度。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，我們的祖先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，逐步認識到物候與農業(yè)生產之間的密切關系，進而對這些寶貴經驗進行高度抽象與總結，*終形成二十四節(jié)氣，作為我國農事活動的主要依據，世代傳承至今。很多節(jié)氣都有與之相伴的農諺，比如“谷雨時節(jié)種谷天，南坡北洼忙種棉”、“小滿小滿，麥粒漸滿”等。

　　秋分是農歷二十四節(jié)氣里的第十六個節(jié)氣，當年春夏播種的稻谷、玉米棉花等作物一般在此時成熟收獲。中國人常說“秋收冬藏”，秋分正是豐收季節(jié)*的象征。對于幾千年來以農業(yè)立國的傳統(tǒng)中國來說，對豐產的向往和豐收的喜悅是發(fā)自內心的。設立中國農民豐收節(jié)，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“三農”工作的高度重視，對廣大農民的深切關懷。

　　多收了三五斗

　　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，農民在社會經濟中長期處于弱勢地位；工業(yè)革命以來，第二三產業(yè)的崛起更是反襯了農業(yè)與農民的窘迫地位。無論是在遠古的封建世代，還是近代壟斷資本主義時期，“谷賤傷農”都是常見的社會經濟現象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農民辛勤勞作一年終于獲得豐收，反倒因為產量增加價格下降而遭受損失。這一可稱之為“豐收不增收”悖論，是中國農民長期處于社會經濟弱勢地位、難以實現富裕的癥結之一。

　　葉圣陶的短篇小說《多收了三五斗》是語文教材里的經典課文，也是對這一現象的經典描述。小說描寫了20世紀30年代江南農民在豐收之年糶米，收入反而比平常年景更低。文章開頭，船艙新米“把船身壓得很低”，可見豐年收成好，谷米產出數量的確是大大增加了。但隨著“糙米五塊，谷三塊”的報價，“舊氈帽朋友”震驚了。

　　“在六月里，你們不是賣十三塊么？”，“十五塊也賣過，不要說十三塊。”雖然心有不甘，但希望*終還是“猶如肥皂泡”一般迸裂了。

　　“天照應，雨水調勻，小蟲子也不來作梗，一畝田多收這么三五斗……哪里知道臨到*后的占卜，卻得到比往年更壞的課兆！”農人們無法接受，風調雨順的豐收之年，為何增產不增收。

　　“各處地方多的是洋米，洋面，頭幾批還沒吃完，外洋大輪船又有幾批運來了。”米行的先生給出的解釋更簡單，既然豐年，那么各地供應量大增，價格自然高不了。具體來說，即便豐年產量“多收了三五斗”，但價格卻因此跌去六七成，總收入反而不及平年。

　　小說的立意在于反映農民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，遭受三座大山的壓迫與盤剝的悲慘生活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。然而，因為供給過剩而導致價格下跌，收入下降的客觀經濟規(guī)律，卻是在任何政治制度和社會形態(tài)中都起作用的。

　　倒奶殺牛的無奈

　　20世紀30年代，中國江南的農民忍痛虧本糶米，同時期大洋彼岸的美國奶農則在親手毀滅他們的產品。

　　當時，美國正經歷“柯立芝繁榮”，工業(yè)增產農業(yè)豐收，整個國家高速發(fā)展，美國人認為這種情況會永遠持續(xù)下去。然而，其生產過剩的危機已在醞釀著之后的衰退與蕭條了。1929年，美國共生產了110.52億美國加侖（US gallons）牛奶，在大蕭條時期嚴重供大于求。10月，紐約股市跳水點燃了危機導火索，崩盤迅速波及各行各業(yè)，股票與工業(yè)品價格暴跌，工廠停工，工人失業(yè)，一方面農畜產品堆積如山，另一方面廣大民眾收入驟減，甚至不能維持日常飲食。

　　牛奶作為新鮮畜產品無法長期保存，大量滯銷致使價格暴跌，不但低于奶農的生產成本，甚至連基本生活也無法為繼。瘋狂的奶農開始將辛苦生產的鮮奶成噸地倒入河中，期望改變供不應求的狀況，使價格不再下跌，這樣多少能收回一些成本。隨著大蕭條的延續(xù)與擴大，因為養(yǎng)牛本身也需要成本，一些絕望的奶農甚至殺掉奶牛。

　　1931年初，紐約州鮮奶收購價格為每100磅2.25美元，到1933年初，每100磅的價格已跌破1美元。在此期間，美國多次發(fā)生罷工奶農強行傾倒其他奶農的牛奶，理由是“防止其他奶農以低價出售牛奶”。

　　豐收重在增收而非產量

　　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，在畸形的國情與畸形的市場狀態(tài)下，農業(yè)豐收，農產品價格下跌，帶給農民的反而是收入下降和生活困頓。

　　中國作為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大國，農業(yè)是立國之本。解決三農問題，也成為我黨執(zhí)政以來，始終放在首位的重要任務。

　　新中國成立以來，農業(yè)生產從戰(zhàn)亂中恢復和發(fā)展，1962年開始建立糧食儲備制度；改革開放后，聯(lián)產承包極大推動了農業(yè)增長，糧食儲備規(guī)模不斷擴大；進入21世紀，隨著國力增長和農業(yè)技術進步，我國夏糧連年豐收，而每逢此時，我們就會聽到“按保護價敞開收購”的新聞。由國家糧食儲備系統(tǒng)進行平準，穩(wěn)定糧食價格，保障農民收入，豐年收儲入庫，價格有所托，“谷賤傷農”的問題，由此破解。

　　2006年，中國徹底取消了農業(yè)稅，具體包括農業(yè)稅、屠宰稅、牧業(yè)稅、農林特產稅，這是幾千年來頭一回。

　　戰(zhàn)略農產品的儲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穩(wěn)定了主要大宗糧食和經濟作物的價格，基本解決了中國農民的溫飽問題。然而中國農業(yè)想要完成質的飛躍，中國農民生活要全面達到小康水平，還需要新的方法論與指導思想。

　　破局出路——走向質量

　　2014年，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，提出了*的“三個轉變”重要指導思想，即“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(chuàng)造轉變、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、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”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，其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(fā)展階段。因此，中國質量與效率的變革，不獨是制造業(yè)的目標，而是涵蓋各個產業(yè)，當然也包括農業(yè)。

　　以往我們應對農產品價格波動對農民收入的傷害，往往是對供給端的調整，比如加強市場信息公開，發(fā)揮價格指導，以期望廣大農民自行調整每年的產量，其結果往往就是供給調整滯后于價格波動，上演“蒜你狠”，“姜你軍”這些過山車大戲。事實上以今天中國的生產力水平，我們已經很少面臨真正的供給匱乏，更多時候價格的波動是由于市場預期的炒作。

　　農產品極大豐富，說明“中國速度”已經夠快；而農產品同質化則意味著“中國質量”尚不夠高。未來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供給的質量，從基礎農產品就開始實施差異化戰(zhàn)略。同樣是大米，東北黑土地與江南魚米之鄉(xiāng)的口味必然不同；同樣是蘋果，山東丘陵的雨水豐沛與西北高原的日照充足也必然造就別樣的品質。

　　實際上，中國農產品的地域性品牌其實很多，但由于公共品問題的原因，地域無法作為法律上的主體捍衛(wèi)本地品牌的合法權益，地域性品牌更多體現在口碑傳播的名聲，也不是法律上的客體。于是我們看到每當秋高蟹肥之時，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大閘蟹紛紛涌向陽澄湖，經過一番浴水鍍金加持，搖身一變而成為盡人皆知的“陽澄湖大閘蟹”，久而久之，好好一個地域性品牌，反倒讓消費者顧慮重重。

　　我們的農民已經注意到，對于一些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農產品，不再片面追求產量，而是越來越注重精耕細作，更注重優(yōu)質而不是高產。因為產品是搭載品牌的*載體，如果東西不夠好，其他的都是空中樓閣，越多宣傳營銷越是南轅北轍。但是，地區(qū)的好產品想要捍衛(wèi)自己的合法權益，就要對產品本身進行品牌化運作，也就是“實現產品到品牌的轉變”。
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，這里的品牌可不是地域性品牌。生產地域對產品質量的加持不能直接作為品牌使用，地域屬性對品質的提升更適合站在品牌身后作為背書。否則天下人都知道西湖的龍井*，賣龍井的都說自己的貨是西湖的，贛南的臍橙好吃，賣臍橙的都說自己的臍橙是贛南的，雜牌無法證偽，正牌徒呼奈何。

　　在農產品領域，較為成功的品牌化案例當屬褚橙，人們甚至不在乎種植地，也正因為其品牌與地域無關，而是作為商標權確定地屬于某個公司，自然也就無人敢仿冒。

　　品牌的缺失，是三農問題的癥結之一。它導致農村、農民始終不能建立起一個長久、穩(wěn)定并且逐步上升的收入來源。因為品牌的缺失，無法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。通俗點說，只能按斤賣，不能按個賣。始終只能當做初級產品、原料，賣不了更高的價，也就無法與熱火朝天的消費端建立有效聯(lián)系。在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，農民的收入自然無法提高。

　　總之，除了大宗糧棉等戰(zhàn)略性產品，大多數農產副品門類其實都可以根據“三個轉變”的指導思想，走“少量優(yōu)質”的路線，再進一步將產品進行品牌化的經營，可以極大提升農民在產業(yè)鏈上所獲得的附加值。產量和供給不需要過剩，既能節(jié)省社會資源，又為社會提供優(yōu)質的農產品，農民收入增加更快，消費者生活更加美好。這樣的“豐收”，才是我們設立豐收節(jié)真正的意義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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